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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男童被称为学前毕加索 画作曾卖出1.2万美元

admin 成年人拍拍拍视频 2020-02-09 81 0

  在过去几年里,文化界有一个观点常常被人拿来讨论,就是所谓的“晚期风格”——这是理论家萨义德在他过世前最后一本著作里提出来的概念,就是一些大音乐家、大作家、大艺术家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,他的作品风格跟他一贯以来的走向相比有很大的变化。怎么把握它,怎么从概念上认识它,变成这几年学术界的显学。

  “相比之下我们很少谈早期风格。我们常常会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涯就像一个生物成长一样,仿佛一开始是一个童年时期,正在作茧自缚,很幼嫩,慢慢才步入成熟。但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模型,我其实非常怀疑。也有许多作者根本就没有中老年阶段,比如兰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:不悔少作。”梁文道说。

  作家金宇澄谈到,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“文革”阶段,16岁多一点到东北黑河,“这地方就像契诃夫的《萨哈林岛旅行记》,黑河地区的特殊农场。因为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,大部队迁走后,留下了很多刑满人员,所以我整个成长阶段,我下乡干的所有农活,都是这些有着特殊身份的10后20后教我们的。”

  “我一直觉得,自己有七八年时间在那边生活,我的根就在东北。1988年我调到《上海文学》是因为我写了个获奖小说:一个关于东北棺材匠的故事。当年那地方的规矩是,如果当晚有人要死,就通知做棺材,没想到连夜做了棺材,一大清早病人却活过来了,这口白皮棺材就搁在木匠房外晒着,此后场子里一直没死人,棺材风吹雨打,越来越丑陋,大板缝,呲牙咧嘴,甚至有人在里面养鸡鸭。但是所有身体不好的老人都偷偷过来看这口棺材,因为规矩就这样,接下来谁死就得用上它,最后是两个老人同时弥留,但都干耗着就不死。小说结束在这地方。”在东北的经历决定了金宇澄“少作”的主题与风格。

  “一个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试着做各种事,熟悉身边的故事,想办法写。我现在想想很后悔,当年在东北认识那么多10后20后30后的男人,当时都没有记录他们的故事,只是随便听他们说了一些。我一直觉得,我的根在东北,很久以后才有的醒悟,最熟悉的生活,是我16岁前的上海,少年时代对每位作者都那么重要,我却要等到接近60岁,才写了关于上海的《繁花》。”金宇澄说。

  唐诺谈道:“我觉得文学书写大概不是一个早熟早慧的行业。梁文道提到兰波甚至是拜伦、雪莱、普希金,他们的巅峰来得比较早。我以前有一篇文章也讨论过这个问题,因为诗的早熟可能来自于诗的唯我性,甚至‘我’必须带着某种吞噬性,某种非常霸道的呈现,适合年轻时候的从身体到心理的状态,所以诗的巅峰来得相当早。但是小说不是,小说的‘我’不是这个样子的,依我看它是一个小写的我,那个小说的‘我’必须要放在时间里,放在人群中,它必须跟这个世界相处,必须要知道理解很多东西,要比较沉静地一样一样去发现,需要去感受,去获取,去证实,去了解。所以依我的看法,小说一般的巅峰期应该会在45岁以后。”

  唐诺谈到,甚至连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,也有“后悔少作”的时候:“博尔赫斯的第一本诗集据他自己说是他父亲花钱印的,后来当他正式出了自己的诗集之后,他就逐家拿自己的新诗集去跟对方商量,能不能把我那本换回来,打算把它消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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